在智能手机被发明出来前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智能手机的需求。
在高铁被引进中国前，绝大部分中国人也没有具体的高铁需求。
计划经济哪怕全员圣人，哪怕超级计算机抡冒烟了计算，它也算不出这些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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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经济为什么不鼓励提出新的需求，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无根之萍。
假设我是一个无比公平，没有一丝一毫私心的计划经济制定者。
我要计划今年全市生产多少粮食，其中多少用于上交，多少用于储备，多少用于全市人民消费。
那么最起码，我要知道全市有多少人吧？
好了，到了这一步，其实问题已经出来了，我这个计划经济制定者，对人口自由流动是什么态度？
一定是消极态度。
我不希望全市人口大量流出，也不希望其他地方人口大量流入我市。
    人数的变化一定会给我的计划经济工作带来巨大的干扰，原本我可以用简单的乘除法就算出今年需要多少粮食，但是现在我需要去调研，我市对其他地方人口的吸引力是多少，吸引来的人口有多少是长期居住，有多少是短暂打工，有多少是跨城通勤，本市外流人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，在家待几天？
市场经济可以把这些东西通过价格，市场自由流动来解决，但是计划经济呢？
你能计划你自己的，你还能计划隔壁市的？
    所以在一些很特殊的时期，出门要开介绍信，粮票也要分全国粮票，并不是统治集团集体性抽风，而是计划经济天生对人口流动具有排斥性，有排斥性，就必然在政策上表现出来。
    这与我是不是一个公平，有良知的人没有太大关系，区别无非是个人多拿少拿，但我再有良知，也不会允许人口自由流动。
    甚至可以说，正是因为我有良知，我更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，否则人口流入，我对自己辖区的百姓不负责，人口流出，我对周边兄弟县区不负责。
    粮食尚且如此，稍微具体一点的需求，就只能是无休止的牺牲少部分人的需求了，而到了面对新事物的时候，计划经济更是一筹莫展，我怎么知道有多少人需要智能手机？
    别说底下的老百姓了，连我这个公正无私的计划经济执行者都只见过一次智能手机，我怎么可能做计划，我怎么敢做计划？
    因此哪怕面对显而易见的好东西，我的第一想法也不会是尝试，而是如何计划，当发现计划难以实现时，我一定是本能的排斥。